“对于问题通报，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为市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广州市政府作为属地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应该进行深刻反省”。
5月11日，在生态环境部机关里举行的约谈会上，广州市副市长马文田就该市多家企业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政府部门监管失职表态，并接着介绍了一系列整改措施。
从2014年起，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已经约谈了61个地方政府。
约谈地方主政官员，生态环境部的这个手段近些年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被约谈的是哪些地方？因何被约谈？约谈后的成效如何？
约谈依据
《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
类似这样的约谈会，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已实行多年，但渐渐走入公众视线，还得从2014年说起。
这一年，原环保部出台了《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规定：
约谈是环境保护部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依法进行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
这一系列举措作为一种行政措施，近几年的力度不断加码、频率不断提高。
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取代原环保部后，约谈力度依然不减。仅在今年五月份的前两周，生态环境部就密集约谈了多个地方政府。
一次是在5月3日约谈山西省晋城、河北省邯郸和山西省阳泉3市政府；另一次是5月11日约谈广州等7市政府。
5月11日生态环境部约谈现场
约谈频率 4年61个城市
政知见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从2014年下半年原环保部正式启动对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约谈以来，已有61个地方政府出现在约谈名单上。
粗略算，平均每个月要有7个城市接受约谈。
显而易见的是，在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后，原环保部对地方政府的约谈开始加速度。
2014年共约谈6个地方政府；2015年共约谈18个地方政府；2016年共约谈8个地方政府；2017年共约谈23个地方政府。
而2018年还没过半，被约谈的城市数量已经达到了10个。
从约谈城市所属的省份来看，被约谈的城市已经覆盖了23个省（市）。
从各省约谈城市的数量上，河北省位居第一，先后有沧州、承德、保定等12个市（县）被约谈，占总数近20%；排在第二名的是河南省和山西省，各有7个城市被约谈；接下来是各有4个城市被约谈的山东省和黑龙江省。
省会城市也难逃约谈。
目前已有哈尔滨、沈阳、昆明、长春、郑州、广州6个省会城市被约谈，占总数的10%。东三省的省会全部被约谈过。
约谈原因
空气质量“爆表”出现最多
被约谈原因，要分多种情况。
在环保领域，涉及大气污染问题出现频率最高，空气质量指数“爆表“的地方频繁被约谈。接下来是水环境、土壤环境和自然保护区破坏问题。
还有最近对于广州等7市的约谈是关于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这也是生态环境部首次因为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问题集体约谈地方政府。
从点出的问题来看，政府监管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对流于形式、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散乱污”企业污染整治不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未批先建、监测数据造假等都是高频问题。
政知见梳理发现，具体的约谈原因通常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中央环保督察或其他专项督查发现问题较多且整改不力。
比如，4月20日，生态环境部先后通报了湖南省邵阳市威凌金属有限公司、湘西自治州永顺县鸿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盐城市上市公司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多起环境污染事件。
在5月11日的约谈名单中，盐城市就名列其中，因为对辉丰公司查处不力受到点名批评。
第二种是年度或季度考核不达标或排名靠后。
比如本月刚被约谈的山西省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和山西省阳泉市。
生态环境部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评估考核结果，确定晋城、邯郸、阳泉3个城市考核结果为不合格，他们因而受到约谈。
第三种是中央领导批示或新闻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比如，2015年因为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约谈甘肃省张掖市，2016年因为山西华兴铝业发生矿浆泄漏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约谈山西省吕梁市等。
约谈形式
从非公开到公开
在约谈形式上，通常包括非公开约谈和公开约谈；单独约谈和集体约谈；由生态环境部直接进行的和由生态环境部委托各个督察局进行的约谈，前者通常在北京，后者一般在督察局所在城市或被约谈城市举行。
单独约谈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这是《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实施后第一个被约谈的城市。2014年9月15日，因为污水处理厂建设严重滞后，当时的衡阳市市长周海兵被原环保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约谈，那是一次单独的和非公开的约谈。
彼时，约谈地方政府一把手，还被视为一件新鲜事。
从2017年开始，原环保部开始启动大规模集中约谈，将被约谈城市的政府主要领导请到了位于北京的部机关里，城市数量有时候达到了7个之多，而且基本都是公开约谈。
政知见去过多场公开约谈会。
来自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生态环境部有关业务司局的负责人坐在一侧，被约谈地方的政府负责人坐在对面一侧。
摄影 邢颖
特别说明一下，代表当地政府接受约谈的，通常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有时是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到场，陪同者包括市政府秘书长和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等。
比如，5月3日，代表晋城、邯郸、阳泉市接受公开约谈的均是市长；5月11日被公开约谈的7市中，除广州为分管副市长，盐城、连云港为代市长，其他4市皆为市长参加。
约谈现场
市长们“心情沉重”
约谈会有四个程序，先由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指出问题，再由有关司局负责人提出要求，然后被约谈地方的政府负责人表态，最后签署会议纪要。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
在约谈会开始的大约十分钟前，各位市长已经在带有自己名牌的座位坐好，低头看桌上的材料，熟悉自己的发言稿。
约谈开始，在当地存在的环境问题被一一指出时，他们会拿笔飞快地在本子上做笔记。而在接下来的市长们依次发言表态环节，有的发言顺序靠后的市长还会不断在自己的发言稿上修改圈画相关的措辞和内容。
整场约谈会没有掌声，只有市长们的歉意和承诺。
“心情沉重”“触动很深”“对不起当地百姓”“压力很大”“深感自责”“倍感羞愧”“痛定思痛”“知耻后勇”……
这些都是各地方政府负责人表态时所用的高频词汇。
值得一提的是，来接受约谈的有时还有刚履新的市长。
“我到连云港工作两个月，就到生态环境部来了两次，一次是我自己来，一次是今天被约谈，连云港确实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欠账和存在问题很多，我认为约谈指出的问题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照单全收，认真整改”，连云港市代市长方伟在5月11日的约谈中说道。
今年2月，方伟刚刚当选为连云港市代理市长。
除了个别城市因为缺乏公开报道，尚不清楚被约谈者的态度和当地整改措施以外，其余城市的政府负责人均当场明确表示，对于生态环境部指出的问题照单全收，回去后认真研究整改落实。
当然，市长们的表态也是有差别的。
大多数市长的表态非常具体，并明确列出了整改举措和整改期限。相比之下，个别市长的表态则略含糊笼统，仅仅停留在表决心层面，尚不清楚其究竟准备如何整改落实。
约谈效果
市长手机有5个环境监测APP
政知见发现，接受约谈时，多市市长都表态称保证不会有第二次。
但确实有城市不止被约谈过一次。
比如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阳泉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山西省吕梁市等城市都被约谈过两次。
当然，它们只是少数。
从公开的约谈名单来看，截至目前，90%以上的城市没有被第二次约谈。
让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山西临汾市长刘予强。
2017年1月19日，原环保部约谈了临汾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指出临汾市2016年空气质量六项监测指标均不降反升，大气环境质量已连续两年呈现恶化趋势。
2017年1月，刘予强在原环保部约谈现场
作为临汾市长，刘予强在会上表态说，自己“心情沉重，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将诚恳接受约谈，正视问题，严肃问责，并尽快拿出方案，尽快遏制大气环境质量恶化趋势。
今年两会期间，刘予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的手机里装有5个环境监测APP，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查看临汾空气质量，一天中还要再看几十次，并研究某个具体数值变化起伏的原因。
今年工作重点
聚焦五个方面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介绍，今年，约谈工作还会继续加大力度，约谈工作重点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约谈对象拟主要聚焦在五个方面。
一是力度不够、工作滞后、问题集中的地区。
二是没有完成大气、水、土壤三个“十条”目标任务，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地区，特别是造成了不好影响、不良影响的情况。
三是整改不力、问题反弹，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地区。
四是对中央领导批示或新闻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解决不力的地区。
五是对环保部采取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安排的任务，按照有关要求对存在问题的地区进行约谈。
下一次约谈，生态环境部会盯上谁？
